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力劝父亲傅作义起义的傅冬菊

时间:2021-11-22 14:58  来源:未知   作者:admin   点击:

  在电影《建国大业》中,傅作义将军的女儿、中共地下党员傅冬菊(后来改名傅冬),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此前,傅冬菊的形象已出现在《大决战》、《开国大典》等影片中,观众并不陌生。当然,傅冬菊之所以名垂史册,是因为她在促进北平和平解放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,而这与她从童年时代走过的人生道路密切相关。

  傅冬菊的亲戚崔增印在《我所知道的傅冬菊》一文中写道,傅冬菊1922年出生在山西太原,是傅作义的第一个孩子。那时候,傅作义还只是阎锡山手下的一个营长。傅冬菊长得眉清目秀,深受父母疼爱,傅作义把女儿起名冬菊,是希望她成长为美丽而坚强的女性,因为冬天的菊花不但好看,而且坚强耐寒,经得起风吹霜打。父亲傅冬菊长相随母亲,个头和性格随父亲,从小就很有主见。

  抗战时期,傅作义坚守绥远,傅冬菊跟着母亲来到大后方重庆,由于傅作义两袖清风,傅冬菊和母亲及弟弟妹妹在一个寺庙里过着清贫的生活。为了不让父亲操心家事,安心在前线抗敌,身为长女的冬菊从来不向父亲写信要钱,而是平时给报社写稿,靠稿费补贴家用,周末带着弟弟妹妹上山打柴挖野菜,衣服袜子破了则自己补,在这个过程中她既受到了抗日救亡思想的洗礼,逐渐认识到中国才是抗日的中流砥柱,又在劳动中形成了倾向劳动人民的世界观。

  傅冬菊在重庆南开中学读书的时候,就参加了中共南方局领导下的进步组织“号角社”,积极教学校里的工友们学文化,向他们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。她还曾受到周恩来接见。“号角社”的成员多半是高官子女,周恩来知道冬菊是傅作义将军的女儿,非常高兴,对她说:“你父亲是抗日英雄,有你这么个爱国进步的女儿,十分光荣。希望你们不失时机,学好学业,父亲抗日救国,将来国家建设就靠你们了。”

  1941年,傅冬菊高中毕业,考入昆明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(抗战时期由北京大学、清华大学、南开大学南迁后在云南联合组建),攻读英文专业。当时统治云南的龙云比较开明,允许和各个派有一定的活动空间,西南联大更是民主进步力量的堡垒。傅冬菊在大学里加入了中共外围组织“民主青年联盟”,她与员的接触更多了,进一步接受了进步思想。

  1945年傅冬菊大学毕业后,应聘进入天津《大公报》成为一名记者。那时,记者是十分时髦的职业,女记者更是引人注目。傅冬菊这样一位风度翩翩的名门闺秀,自然有一些阔少之辈追求,她非常厌恶这种无聊的应酬,选择在副刊当编辑,减少抛头露面,少惹麻烦。此后,《大公报》副刊上经常刊登一些别人不敢登的进步文章,傅作义感觉到女儿很可能受了的影响,担心女儿的安全,就让当时担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胡适给她办了护照,劝她出国深造。傅冬菊对父亲说:“在国内,我可以为国家做许多事情。”最终,傅冬菊说服了父亲。

  在傅冬口述、陈少艺执笔的《我的父亲傅作义将军》一书中,傅冬菊回忆说,“1947年11月,我在天津加入了中国,父亲不知道。全国解放以后,父亲从别人口中得知我是员,但他始终没有当面问过我此事。”

  傅作义在抗战胜利后,希望国家能和平建设,但又服从蒋介石的命令打内战“以尽职责”。1947年12月,傅作义被蒋介石任命为华北“剿匪”总司令。但是,傅作义并不甘心永远被蒋介石绑在战车上,傅冬菊常去张家口看望父亲,她发现父亲在认真阅读的《论联合政府》等文章,而且用红蓝铅笔画了许多道道,知道父亲是在审时度势。

  据曾是傅作义将军部下的张新吾所著的《傅作义传》,争取北平和平解放的工作,早在1948年春就在中共中央和的领导下开始了。这一工作的直接组织者是晋察冀中央局(后改为华北局)城市工作部,刘仁是该部部长。刘仁指示北平地下党要通过傅作义的亲信、亲属直接做傅作义的工作。

  1948年11月,刘仁根据的指示精神,要求北平地下党学生工作委员会(以下简称学委)书记佘涤清立即把傅冬菊调到傅作义身边工作,以随时掌握傅作义的情况。刘仁指示佘涤清,要学委出面代表正式与傅作义方面谈判。经学委研究,由傅冬菊正式出面向她父亲试探,看傅作义的反应如何。于是佘涤清找傅冬菊谈话,告诉她:“现在解放战争发展很快,你父亲有接受和谈的可能,希望他与合作,和平解放北平。”傅冬菊欣然从命,住进父亲在中南海的寓所。

  《访傅作义将军的女儿傅冬》一文中写道,傅冬本人回忆,傅作义此时对女儿在他身边工作的线月,傅作义从南京开军事会议回到北平后,问傅冬菊:“你认识不认识那边的人?”傅冬菊反问:“那边是指谁啊?”傅作义说是,傅冬菊回答试试看。傅作义口述了给的电报,傅冬菊要用笔来记,傅作义说不能用笔记,要用脑子记,电报大意是自己不愿再打内战了,自己还有多少部队,多少架飞机,还提出要派人来北平和谈等。

  在张新吾的《傅作义传》中,则是另一个版本:“傅冬菊在接受地下党指令后,当即去找父亲转达中共的意图,傅作义当时担心女儿被‘军统’特务欺骗,便问道:‘是真还是军统?你可别上当!要遇上假那就麻烦了。”该书写道:“傅冬菊说:‘是我的同学,是真员,不是军统。’傅作义又问:‘是派来的,还是派来的?’”该书说,傅冬菊在请示了佘涤清之后,说是派来的,傅作义这才表示愿意考虑。

  无论事情经过究竟如何,中共确实通过傅冬菊与傅作义建立了直接联系。据《我的父亲傅作义将军》记载,傅冬菊对促使傅作义下决心和平解决北平问题,做了深入细致的工作。例如,每天要交换情报,方面要了解傅作义怎么想,傅作义也要弄明白给他和部下开出什么样的条件。所以,傅冬菊经常在傅作义身边。此时,傅作义思想上有一些顾虑,他担心被作为投降处理,心理上接受不了。傅作义还要了解他的部队和干部具体怎么安排,都通过女儿向中共方面了解。傅冬菊回忆说:“那时因为我很年轻,有好多问题,我有的答不上来,所以那时领导我的人经常给我写个小纸条,很小的小纸条,然后写得密密麻麻的,怎么回答,让我掌握分寸,生怕我分寸讲的不对。”

  此外,傅冬菊还将自己所能知道的情况,包括父亲每天的情绪变化,每两天向地下党员崔月犁汇报一次,再由崔通过地下电台发往解放军的前线司令部。

  傅作义在傅冬菊等人的劝说下,从1948年12月中旬到1949年1月中旬与解放军进行了三次和谈,但傅作义仍有意拖延。1月14日,解放军只用了29个小时,就攻下了防御工事比北平牢固得多的天津,傅作义最终决心起义。1月21日,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与军华北总部签署了《关于北平和平解放的协议》。1949年1月31日,人民解放军先头部队由西直门开入城内。

  北平和平解放以后,傅冬菊回到天津,她的笔名一直用“傅冬”,此后很少有人知道她就是傅作义的女儿傅冬菊。《大公报》停刊后,她随二野刘邓大军南下,成了一名战地记者。她乘敞篷汽车经南京、武汉等地一直到云南。

  1951年,她调到《人民日报》当记者,继续从事自己喜爱的新闻专业,1952年与同事周明结婚,育有三个女儿。在“文革”中,傅冬菊因家庭出身受到造反派冲击,被定为“阶级异己分子”,她早在1947年就已经入党的事情也被怀疑是自己编造的。她给写了两封信,后党籍问题得以澄清。1982年到1995年,傅冬菊在新华社香港分社工作了12年,亲身感受到香港步步走向回归的气氛。

  晚年的傅冬菊曾被问这样的问题:“如果你当年听从父亲的话,出国深造,会怎么样呢?”傅冬菊说,如果有重新选择的机会,也会选择留在国内。2007年,85岁高龄的傅冬菊老人阖然长逝,她一生追求光明进步,献身于热爱的新闻事业,在关键的时刻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历史作用,可谓今生无悔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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